原标题：陈丹青：他的照片，抓住了八十年代的幸福
1981 年，一位名叫 Andrew Cavazzuti 的意大利摄影师来到中国，他在变革刚刚开始的中国四处游荡，用相机留存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40 年之后，中国朋友早已习惯了叫他老安，他的首部摄影作品集也终于出版了——单读新书 013《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
《稍息》收录了 1981-1984 年老安在中国拍摄的 190帧照片，记录下 20 多个城市的街头戏剧与日常即景。照片里的中国，刚刚走出动荡不安的岁月，尚未来得及拥抱传真手机网络等工具。那是一段罕见的、短暂的沉静时刻，人们在喘一口气，准备跃入即将来临的狂热。
今天单读分享陈丹青为《稍息》撰写的序，看看他眼中老安的摄影作品是什么样。
《稍息》出版之际，单读还做了新尝试，第一次围绕新书，策划、设计了周边产品，并将联合「豆瓣书店」进行新书及周边首发。我们将老安的摄影作品印在帆布包上，印制成大幅海报，就是希望把瞬间的记忆、更丰富的细节长久地在留在我们身边，让书中定格的时代气氛去往更远的地方。详细的产品介绍，请见今天的次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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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与心事
撰文：陈丹青
你有过瞢忪发呆的时刻吗——忽然忆及很久前的一幕，陷入深深的、长久的发呆，没有思绪，不带情感，只是呆呆“看见”了自己的记忆——这时刻，就是老安的摄影。
太动人了。他成功地使观看者忽略，以至不发觉他的照片如何动人，就像照片中的人没发觉他。
远自五六十年代，常有爱中国的欧洲人来到北方与江南，寻找温馨朴素的人群（其中包括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不用说，照相术启动的西方影像政治，早就开始了，不论作为新闻价值、历史文献，还是摄影经典，布列松与刘香成捕捉的中国时刻——1949 年、1977 年——最为雄辩。
老安的境界是这类精彩影像的反面。我一张张看着，想起他的意大利前辈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 与奥尔米（《木屐树》）。但老安讲述的不是意大利故事，而是中国——奇怪，当他举起相机，好似并不身在“外国”，看“外国人”。
如所有“文革”后头一代西方留学生那样，他游荡着，着急巡看这庞大的国家。从 1981 到 1984 年，他四处漫游，然后，在某个下午，某个陌生的乡镇，走丢了，撞见某个角落，几个人，于是站住：不像是要拍照，老安所有画面只是“遭遇”，“看见”，就像你我注意到什么时，脚步与目光，停了下来。
当然，他精于构图，精心到难以觉察。那可是欧洲百年摄影的观看基因——
譬如，远远的堤坝露出几面船帆，但他并不拍摄江面；在八角形窗格外，正好有张孩子脸补充了右下角；另一张照片的右角，四个烫发女子的背影正看一位在墙顶险步挪移的男子，左角，谢天谢地，有位正面男子挽救了构图。
老安摄取的景别，半数以上乏味到令人心痛。在一座酷似意大利经典《天堂电影院》的乡县电影院，竖着八十年代准许放映的外国片广告，一头猪，诚恳地走向空旷的影院门口。
在林中练武的僧人，在两棵树间的土墩上张望远处的农夫，构图多么好啊。
但老安在他的梦游中随时机警。有时他像走错房间，一对母女正在里面吃饭，或者，在茂密枝叶间忽然发现两位高居屋顶的恋人，我猜，当他摁下快门之际，心中窃喜。
他喜欢拍摄人群的聚集——就像中国天天发生的那样，不知为什么聚集——各有各的完美布局。茶楼、牌房、啤酒屋，那些刚刚准许打扮的年轻人幸福地坐着。是的，他总能抓住中国式幸福，连橱窗里的塑胶模特也凝着八十年代的幸福微笑。
那时我已离开中国。但他拍摄的场域、人群、穿着、神情，再熟识不过：我就是其中一位，带着第三世界的无知，去到纽约，想念宁静而破烂的祖国——现在那个中国再也没有了，我明白为什么当初老安要来中国的乡镇角落，踟蹰发呆。
倘若我没猜错，老安在七十年代后的意大利与西欧，不再能看到他父祖辈生活中的大面积淳朴，看到他这批照片中的眼神。那位备受中国人指责的安东尼奥尼，恐怕是老安的前辈，而在二战中来到中国的左翼则是安东尼奥尼的前辈。
我希望这是妄猜，我所迷惑的是：为什么动人的中国影像多数是西洋人拍摄的？而当老安看着中国的百姓，他的目光为什么就像看着他的同村、同乡、同胞？
这目光深深打动我。我不记得哪位欧洲摄影家有过这样无间隔的目光，布列松、刘香成、安东尼奥尼，似乎都做不到。同时，这目光困扰我：当老安在中国游荡时，显然怀着一份意大利心事，那是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世纪心事。似乎要去别的国家，他们才能恍然追寻前现代记忆，作为替代物，那时的中国，大幅度展开了他们的前世。
八十年代的市民婚庆，盘桓郊野的恋人，午后闲坐的姑娘与小伙子，一条可能走不通的深巷，还有，和意大利穷乡几乎一模一样的庄稼地——多么贴心的目光，满抱同情，爱，甚至，温暖的羡慕，老安好似巴望乡亲们允许他介入，带他玩，将这位老外视为自己人。
布列松曾说：他到过的每个国家都让他想要留下，过一辈子。我愿相信这真挚的一念。老安的目光有这个意思吗？我在他的照片中处处读到这一念。据说他在中国混了四十年。天哪。这是善良引发的病症吗？欧洲人才会有这种病，病到疯狂的边缘，一种被罗兰·巴特在《明室》中称为凝视照片才会发生的疯狂。
说实话吧，十多年来，我也感染了这种病。和老安当年寻来中国一样，如今我每年要去欧洲——随便哪个国家，最好是意大利——待一阵子。我的前半生图景已交付老安的照片，说来荒谬：若要获得八十年代的部分眼前幻觉，在我，只有一个去处——并非仅仅为了艺术——远未被现代景观淹没的欧洲。
相信吗，在费拉拉、奥洛纳堡、圣吉米亚诺，我随处遭遇老安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所目击的老街深巷，无所事事的人，尤其是，纯良的眼神。老安会同意我的感触吗？但他一定同意， 他用镜头饥饿吞咽的那个中国、那些中国人，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家国之感与时代巨变的错位，抑或我与老安的彼此错位？倘若当年他曾拍摄过我，我根本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更不明白自己。人需要被他人，被异域提醒，老安提前用摄影扣留了永逝的八十年代。1983 年、1986 年，伟大的贝托鲁奇，伟大的帕瓦罗蒂，先后来到中国——那时，老安已是资深的游荡者——我记得贝托鲁奇说，最吸引他的是什么呢，是满大街前消费时代的脸。
老安爱中国。我爱意大利。在异域游荡着，揣着相似的心事，我们各有各的乡愁。
（文中图片均来自《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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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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