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萼梅：世界太浮华，人都得做一回自己

电影《魂断威尼斯》

沈萼梅感谢命运。命运安排她来到意大利这个匹配她个性的地方。威尼斯人沉默的狂欢，她是熟悉的。在宁波上教会小学的时候，教她的老师就有嬷嬷，表情严肃，让人敬畏。教会学校男女分区，严禁随便往来，受此影响，一直到大学，她都戒备着男女之防；后来来到意大利，她也是教堂的常客，静静地坐着，听神甫讲道，听完之后拿了一把印刷品回去读。当初在教会学校里学了钢琴和刺绣，唱过赞美诗，后来她就享受到歌剧天堂的美好，再后来，她又译出许多歌剧剧本出版，她说，翻译歌剧最快活了。

“歌剧演员都只能学个音，在台上咿咿呀呀的，但不懂唱的什么意思。我嘛，我一听就知道他们什么地方唱错了。”

命运也让她上了一半小学，就从宁波来到上海，刚好赶上 1950 年 2 月 6 日的上海大轰炸，跟一户户上海平常人家一样，沈家也在八仙桌上裹了好几层棉被，让儿女们躲在下面。孩子们都怕极了，父亲只好把他们又搬回宁波，后来又到上海，来回折腾了几趟。更大的灾殃还在后边。因为是“有产阶级”，沈家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有保姆、厨娘、洗衣妇，到次年“三反”“五反”时，一个厨娘的女儿揭发了沈父，沈家的财产全被充公，这回宁波彻底没了根基，而沈萼梅之前在学校里连年的优秀学生资格，就此也不再。

“我有四个弟弟妹妹，都需要养活，上边有大哥参加了志愿军，总算还好，他是个文艺兵，因为中了细菌弹的缘故被送回去养病，紧接着他所跟的部队就打了上甘岭战役，他运气实在太好。”运气更好的是二哥，被过继给一个舅舅，后来学业出色，终成外交官，担任卡斯特罗的第一任中国大使。

家道败落，全靠父亲苦苦支撑，沈萼梅还能从上海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运气也还算不错。她还拿到一点助学金，在成天荒废了一大半的教学时间用于炼钢打铁、习枪种地的大学里，她被分去学法语，一个早已人才济济的专业。一度抑郁起来，她打了退学报告，但被校方劝止了：“你是千里挑一考进来的人，你别犯傻啊！”

然后意大利语找上门来。为了开设小语种专业，北外把她送去北京国际广播学院（现在的传媒大学）做代培生：“我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我属于中上，可是要不是这个转向，我在法语专业哪儿有出头之日呀。”学了两年，又自修准备了一年，她就回到北外开了意大利语课程。到现在，她的学历一直是“大学本科”，连个硕士都不是，可她能给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生讲课，比现在博士毕业的人都强。

电影《永恒和一日》

一个深得学生喜爱的老师自然不会很落寞。她家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毕业的学生送的水彩画；另一面墙上挂的油画出自一名台湾学生之手，画的是威尼斯郊区风景。在苦不堪言的六十年代，沈萼梅搜寻着难得一见的意大利语原版资料，拼凑着上课。她后来编写的意大利语阅读教材，一直收入了一篇小说，这是她最早读到的现当代意大利文学作品之一，还是把意大利语原版和俄语译本对照着读的。

那是一篇关于二战时期意大利国内抵抗运动的小说，“那时只能找到这样的文学作品，因为禁忌太多啊，爱情题材的不让碰，犯罪题材的不让碰，宗教的，政治上不正确的，都不能碰，那还剩下什么？”

不过沈萼梅还是如获至宝。学生也感觉得到她的用心，感觉得到一个爱文学的老师的感染力。后来，从“五七干校”带着一双伸不直指关节的手回来，“四人帮”正如日中天，沈老师却开始得到鸟出樊笼的机会。她家客厅的第三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装饰盘，上边印着一个教堂模样建筑的外立面，旁边标了一行字“BERGAMO”——贝尔迦莫，这是她有一年暑假在那里上进修班时一位神父给的礼物。“我是用一套北京剪纸跟他交换的，贝尔迦莫是歌剧大师唐尼采蒂的故乡。”

电影《爱情天文学》

前后三次留意，统共六年时间，她跑遍了亚平宁和撒丁、西西里两个大岛。第一次去意大利，在佩鲁贾进修，每天要汇报，不能跟当地人随便说话，专心学习语言，以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在 1972—1973 年，在被定性为“腐朽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就得过这般日子。要学好语言，通过电视、广播听纯正的意大利语是最基本的途径，可是沈萼梅和她的同学差不多每天只有一小时的电视新闻可看。

有一件事小小地刺激了一下容易满足的她。“意大利电视台播《长青藤》的电视连续剧了，每天深夜播，我想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可是我们租住在学生公寓里，房东老太太不让我看，说什么能源危机。”

她没搞清楚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她觉得那帮意大利人都过得很好，人人都有房产，躲进小院，很享受生活。《长青藤》是根据意大利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6 年）克拉齐娅·黛莱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没能看成电视，她就设法买了本原著，“你不是不让我看电视剧吗？我买本书看，总可以吧？”

可是留学期满，书又很难带回国，因为封面上有一男一女，不被扣下才怪。结果，她用《人民日报》把书封包了起来才过关。十年之后，她第二次留意来到威尼斯，觉得浑身松快：风气开放，总算不用像第一次那样惴惴了。

威尼斯连狂欢节都那么恬静内敛，别说平时了。学校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教堂样的建筑，让人完全安下心来读书教学，学校隔壁，就是 19 世纪意大利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故居，地方非常小，但是精致，沈萼梅很感叹意大利人的生活品位：“我的趣味也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哪怕只有一间很小的房子，还是租的，也要把它认真布置成生活的地方，让它同我的精神气质相符。”

还有一个感触，就是意大利人对本国文学大师的热爱。和大多数早期公派留学的外语教师一样，沈萼梅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教材，为教学服务，但她说，看过一个邓南遮故居，她就无法压抑自己做文学翻译的冲动了。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是意大利上世纪初的唯美主义小说家，开一代之风，当年中国的徐志摩深为所动，翻译过一些邓氏诗歌，他的故居是沈萼梅最推崇的“景点”，高雅而有创意，散发着审美的热情。后来她翻译了邓南遮的两本书：《无辜者》和《火》。

她翻译得较多的另一位意大利作家，是曾任欧洲笔会主席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莫氏一生高产，擅长描绘罗马风俗，刻画人物心理入骨三分，而且跟中国相当友好，曾三次访华，1972 年第二次访华后还写了一本书。1987 年的第三次访华，沈萼梅当了翻译，80 岁的老作家两道浓密的白眉，拄着拐杖，在饭店里用餐时，在场的意大利人呼隆隆围了过来，找莫拉维亚攀谈、签名。

“莫拉维亚问我，你是红卫兵吗？我说：我不配做。他笑笑，就没再问了，”沈萼梅说，“后来他问我要点什么，我说你多给我一些你的书，我就高兴，果然回国后，莫拉维亚给我寄来了一大批小说，我仔细翻过一轮，后来选了一本最喜欢的《鄙视》翻译。”

《鄙视》写一对夫妻感情破裂的坎坷经过，心理描写细腻到令人“抓心挠肝”，带有显著的邓南遮的烙印。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上，译者沈萼梅的名字后边有个“刘锡荣”，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是一对翻译夫妇。“不是，不是，”沈老师说，“刘老师是我在翻译时的合作者。”

九十年代初第三次公派赴意，沈萼梅在米兰，那时她有工资，来去自由，逛遍了意大利。刚好花城出版社来找她推荐点可翻译出版的书，沈萼梅便提出了《长青藤》。她为它耿耿于怀了太久：“我在贝尔迦莫的时候你硬是不让我看电视剧，现在我不但要读，还要把它翻译出来。”

黛莱达的风格是极本土化的，写的也无非是个哀伤的爱情故事，知道梁祝的中国人，不至于拿它当个什么了不得的作品。但是沈萼梅对自己的中文自信不足。于是她求助于在威尼斯认识的教对外汉语的刘锡荣：“刘老师比我大四五岁吧，大这点岁数，中文水平就完全不一样，我的中文不过是高中水平，他的文字功夫比我深厚多了。”

翻译邓南遮的《火》，战战兢兢就更不用说。“虽然邓南遮没什么中国人知道，但是徐志摩翻译过，我怎么能跟他比呢？人家是才子啊。”她把初稿给刘锡荣，刘校中文，把捋不顺的句子捋顺。沈拿过润色后的稿子，自己再看：“有些地方我还得改回来。刘老师说：你这中文不对，读起来一点不合中文的美感，我就说，可是意大利文不是那样的。我中文不如他，意大利文可比他强，这点我不能谦虚。”来来回回不少争论。最后书出来，漫漫长句如同镀过金一样，封面上“沈萼梅 刘锡荣”一对带着植物气息的名字看着特和谐。

沈刘合作的书有好几册，从莫拉维亚的《鄙视》到罗大里的童话。新世纪初，一本难啃的《玫瑰的名字》是两人合力攻下的；到两年前译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刘告诉沈：“你饶了我吧，你的水平已经够了，不用劳动我啦。”“他现在得带孙子，天天接送，”沈萼梅说，“中国特色嘛，我一度也带过孙子。”

Q&A

问：您觉得意大利人有什么特点最吸引您？

答：意大利人其实很倒霉，也很窝囊。你看二战时候，他们是纳粹党，与同盟国为敌，可是后来又被德国人进攻，你去罗马可以看到一个万人坑，就是当年德国纳粹军队屠杀意大利人留下的。但是意大利人很懂生活，这是个天主教国家，人心很安宁，我在意大利待久了，回去看到那么多人拼命地想要把别人挤下去，总想“你们干吗啊？这么争有意思吗？”

问：您对哪本书的翻译过程记忆最深刻？

答：邓南遮的《火》，翻译那本书时我得了一场大病，乳腺肿瘤，那时我另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也都先后得了这种病。在病床上我就想，上天啊，再给我五年吧，实在不行再给我五个月，让我完成这本书后再去死，不要留遗憾。结果，现在十八年过去了，上天待我真是太好了。

问：您翻译的哪几本书是自己最喜欢的？

答：第一本是《玫瑰的名字》。这本书，出版社找我翻译的时候被我推了好几次，首先是因为已经有人译过，而且不止一个译本，其次是因为太难。艾柯这个人多博学啊，写中世纪的事，而且里面都是拉丁文。后来我答应下来，翻译了一点就要放弃了，到处是障碍。比如说故事发生的那个建筑，里面有迷宫的，这算个什么呢？大楼？城堡？都不对。正好打太极拳的时候认识一个建筑专业的，我就拿给他请教，她仔细思考后说：你就翻译成“楼堡”吧。

书里的拉丁文，像台湾译本都是原文保留下来，不翻译的，我想译，怎么办呢？艾柯那会儿来中国，我就跟他诉苦了。艾柯笑嘻嘻地跟我说：“沈，你慢慢来，不要急。”后来他让人从意大利给我寄了青少年版《玫瑰的名字》，所有拉丁文都有注释，把我高兴坏了。

翻译完这本书，我就完全爱上它了。我是教会学校长大的人，读他写宗教的事情有感情；还有一点就是整个悬念故事都围绕着一本书，一本关于笑的书，那些人明明知道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设法去接近那本书，接触那个秘密。我想我不也是这样吗？为了一本书倾尽心血，只因为用文字工作的人太了不起了，无法像演员一样通过形体、动作、表情去模仿，只能用抽象的文字符号来完成动人的表达，准确的描述，精细的分析。还有，《玫瑰的名字》告诉我们任你是谁，最后都会消逝成一个名字，这种人生教诲也是我早就深信不疑的。

第二本书是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里面收的一些十分市民化的短篇小说，相当好看。第三本是在台湾出的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不流血》，写一个女孩在一场屠杀中看到了一个男孩的两眼，许多年后重新遇到了那双眼睛。是我喜欢的故事。

问：您最近几年似乎有了新挑战？您翻译了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他跟邓南遮、莫拉维亚、艾柯都不一样。

答：是，这几年我跟犹太人干上了。普里莫·莱维是犹太人，这本书记述和反思他在集中营里的遭遇，然后我又接了一本三联书店约的翻译，是关于大屠杀证词的，我结束这本后再也不能碰这个题材了，真要得抑郁症了。

莱维写到纳粹杀人后收集头发、人皮之类，各种暴行惨不忍睹。但这是在被移送到德国人的集中营去之后的事，他说，意大利人对战俘是很不错的，是拿他们当人看的。他评价意大利人很公平。去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意大利人打出大标语“不要忘记普里莫·莱维”，你看，他们有多爱他们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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