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普里莫·莱维的证词打开了大屠杀见证书写的另一个维度

《普里莫·莱维传》

普里莫·莱维作为皮埃蒙特人的克制和严谨因其职业——化学的“冷静与严密”——而得到了复制加强。他之所以选择学习科学，部分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因为对此他有比较好的预感——相比之下，历史或者文学批评则在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的压力下受到了扭曲和腐化。但学生时期的莱维之所以受到化学家这一职业的吸引还因为：“经过千百年的试错探索，我们发现人的高贵在于不断地攻克问题……我投身化学，是因为我想要保住这种高贵。”

此外，化学家还必须按照这个世界真正的样子来描述它，这种对精确和简单的要求与莱维本人对于掩饰、评论以及任何夸大之举的厌恶似乎密切相关。“我还记得蓬齐奥 （Ponzio）教授的第一堂化学课。从那堂课上，我得到了清晰、准确、可证实的信息，没有多余的废话，所使用的语言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而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明确的、无赘余的语言。”

而且在化学领域（登山也一样），每一个错误都是紧要的——《钾》这个故事就碰巧强调了这个道理。当莱维还是个年轻的见习化学家时，有一次他本来是要使用钠的，却不小心错拿了同族的钾，结果发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应：“我们绝不可以信任‘几乎相同’（钠和钾就是几乎相同的，但如果用钠的话，什么反应都不会发生）、‘基本相似’、‘近似于’、‘甚至’这些词，也不可以信任任何的替代和拼凑。差别可能很小，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却可能大不相同，正如同铁路的转接点会引向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样。从事化学家这个行当很大程度上需要能够意识到这些差别，对它们有深刻的认识，并能预见到它们的效果。而且不只是化学才如此（强调是后加的）。”

莱维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化学物质的身影，而且并不限于《元素周期表》这本书。有时候它们本身就是书写的对象，但有时候则是对人类行为的比喻，偶尔还用来类比，给人以启发。《休战》中的戈特利布博士被描写为一个散发着智慧和灵巧之光的人，“就像镭散发出来的能量一样”。但莱维的化学训练对其写作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其独特的风格。他的作品有一种严谨、紧凑、精炼的特质，不同于其同时代人及评论家中那些带有试验性的、语法复杂艰涩的、华丽的写作，他的作品拥有一种中世纪单声圣歌的魅力。这并不是偶然的——“我总是努力从晦暗转向明朗，就像一个过滤泵一样，吸入浊水，吐出清水——即使不是无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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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晦涩的写作》 （“On Obscure Writing”）一文中，莱维批评了那些不能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法进行写作的人：“ 描述无序并不需要无序，而最能代表我们注定要遇到的极致混乱的也不是书页上的混乱：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世纪的独特错误。”在公开信《致年轻的读者》 （“To a Young Reader”）中，莱维提醒他的读者说，文本的简单不应该被错当作思想的简单。莱维的风格无法为他赢得专业批评家的青睐，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批评家的眼中，他依然是文学界的一个迷人、可敬却没有影响力的局外人”。

莱维的风格不仅是简单，而且是分毫不差的精确；他利用工厂里每周生产报告的形式来创作《这是不是个人》。他这一整本书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采用了紧迫的祈使语气、现在时态，告诉读者他们必须了解的事情：“人们必须意识到拉格尔 （Lager）缺少布料。”莱维的证词的力量，和他的故事的吸引力一样，来自这种朴实而又具体的特质。当人们离开卡比 （Ka-Be，奥斯维辛3号营的“医务处”）时，他们的裤子松了，扣子掉光了，鞋子也很硌脚：“死亡从鞋子开始……”细节如此之丰富，再加上对这些人如何工作、如何死亡的过程所进行的逐步重建——这一切赋予了叙述本身以力量和可信度。

莱维为个体所作的许多文章也是如此。文章不知不觉地就从描述滑向类比，从类比滑向并列，然后再滑向批评。关于奥斯维辛里的一个意大利人，那个“摩尔人”，他写道：“他显然已经被一种绝望的、老糊涂的疯病给缠上了，但他的疯病中有一种伟大，那是一种力量和一种野蛮人的尊严，就是野兽被困在笼子里遭到践踏的那种尊严，那种拯救了卡帕纽斯 （Capaneus）和凯列班 （Caliban）的尊严。”在返回意大利的漫长旅途中，火车在千疮百孔的慕尼黑暂停，莱维趁机到大街上去闲逛，对于这个地方他写道：“我觉得我是在和一群欠了债的破产者一起行动，就好像每个人都欠我一些东西，而且不愿意归还一样。”关于“切萨雷” （Cesare，莱维回家路上的意大利同伴莱洛·佩鲁贾），莱维的看法是：“非常无知，非常天真， 但又非常有教养。”在《元素周期表》中莱维写道：“今天我发现要用言语来‘乔装’一个人，让他在印刷品中重新活过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他做到了。

莱维在写作中，正是靠着对细节的描写来推动叙述的进行，并达到道德教育这个目的。和阿尔贝·加缪一样，他也对经验中的“客观现实”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非常清楚这可能会让一些现代读者感到不舒服。在《扳手》中，他堆积了不少技术性描述，这显得有点儿讽刺：既然根本没有同义词，读者就“必须勇敢一点儿，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或者查字典。反正这对读者说不定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分子和滚珠轴承构成的世界中”。他在很多故事中都强调了工作，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最欣赏的许多作家和小说都论及由工作熟练产生的荣誉和自由；《扳手》一书的叙述者兼主角“福索内” （Faussone）是一个康拉德式的角色，创作灵感部分来自罗杰·韦塞（Roger Vercel）的小说《拖船》 （Remorques）中的船长雷诺，而莱维也公开承认过这是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一本书。莱维本人是支持工作熟练的，他说：“我一直都是个靠着熟能生巧蒙混过关的冒牌化学家。”在《桥》 （“Bridge”）中，他表达得更清楚了，毫不含糊地声称擅长自己的工作并享受其中，即使不能够创造出最高形式的，那至少也能创造出“最触手可及的形式的自由”。 在奥斯维辛门上刻着的那句愤世嫉俗之语让普里莫·莱维产生了特别的共鸣：他真心相信劳动使人自由。

身为意大利犹太人

这一刻我真的是个犹太人了，他们已经给我缝上了六芒星，而且不仅仅是缝在我的衣服上。

普里莫·莱维来自皮埃蒙特，是个化学家和作家——还是个 犹太人。要不是因为希特勒，最后这个身份对他来说几乎是个不需要在意的问题。意大利的犹太人在第二圣殿摧毁前（公元70年）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已经与意大利人融为一体了，除了罗马犹太人之外，因为罗马的犹太人区直到1870年罗马解放后才被废除。甚至连比较“晚”来的西班牙犹太人，都可以溯源到他们在15世纪被驱逐出西班牙的历史（提示一下，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往往来自法国的一些小镇，那是他们在前往意大利途中所居住的地方），尽管允许犹太人在都灵定居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1424年。

皮埃蒙特的确有一个犹太人区体系，创立时间为18世纪早期（按欧洲标准来看，相当晚了），而萨瓦人的君主政体对犹太人也并不总是友善的。1848年3月颁布解放法令后，他们的处境迅速地得到了改善，而且伴着意大利的自由开明，犹太人顺利地进入了都灵和意大利人的主流生活。在1914年之前，这个国家就诞生了一位犹太首相，而罗马则有一位犹太市长。军队里有犹太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50个。甚至连法西斯党中都有比例不小的犹太人（迟至1932年才出现了一名犹太财政大臣）。

诚然，当时的意大利存在排犹现象——尤其是在的里雅斯特 （Trieste），这是奥地利统治后的遗留问题。而且无论墨索里尼本人对《种族法》的感觉有多么的疑虑重重甚至犹豫不决，这些法律都深深地伤害了犹太人的自信。但犹太人之所以在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更多的是因为崇尚自由思想的自由主义，而非因为任何犹太人受到压迫的感觉。不管怎样，犹太人的数量并不多，甚至按西欧的标准来看，意大利的犹太人口也是小的：1911年意大利总人口近3500万人，但犹太人口只有3.3万人，截至1938年，多亏了的里雅斯特的吞并、新的“种族”定义以及纳粹逼来的大约1万名外国犹太人，犹太人的数量增加到了5.7万。罗马的犹太人人口密度最大（在1931年的人口普查中大约为1.2万人）；而都灵的则少于4000人，占据了当地总人口的0.5%。

在德国占领的那18个月里，意大利的犹太人尽管不比别的地方的犹太人痛苦，但也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将近7000名犹太人在被驱逐出境的途中死去，但剩下的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存活率高于欧洲大部分地方。这一部分是因为意大利的大屠杀发生得比较晚（但这一点没能帮到匈牙利的犹太人），一部分是因为意大利的犹太人十分分散而且已经与其他民族融合了，另外多少也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意大利同胞那里得到了支持和帮助，尽管免不了有一些不光彩的例外。都灵只有245个犹太人被驱逐，大部分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其中21个在战后回到了都灵，普里莫·莱维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这场战争，普里莫·莱维的犹太人身份变成了他这个人的中心部分：“ 由种族法和灭绝集中营交织而成的双重经验，在我身上烙下了印记，这就和你在一块钢板上烙下印记一样。这一刻我真的是个犹太人了，他们已经给我缝上了六芒星，而且不仅仅是缝在我的衣服上。”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第一次遇到了其他犹太人——在福索里 （Fossoli）遇到的利比亚犹太人（展示了“一种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悲伤”）和在奥斯维辛认识的德系犹太人。犹太人身份给莱维制造了难题，而且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宗教信仰。他对工作以及Homo faber（也即人类造物主）的在意让他对犹太人生活中那种慵懒无力、过度思虑的特质异常敏感： “倘若人类是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是人：我们知道这一点，并因此感到痛苦。”这还解释了他最初对犹太复国主义单纯争取土地这一目标产生热情的原因。但犹太人非常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们的价值。在《锌》中，他为金属和生活中的“杂质”大唱赞歌，这种“杂质”让渴望纯净如一的法西斯分子深感厌恶，这种“杂质”“引起了改变，换句话说，活化了生命……我也是个犹太人……我就是让锌发生反应的杂质”。

六芒星

莱维发现被“仅仅当作一个犹太人”对待是一件尴尬而又拘束的事情，而他在美国时这样对他的人很多。果不其然，他遭到了一些美国犹太人社区的批评，说他的犹太人身份不够完美，有所缺失。但他在以幸存者的身份来写作和演讲时，在为自己的经历做证时，在遵守需要铭记的特殊犹太劝诫时，并不会感到不自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带有在奥斯维辛那段经历的影子——没有关于那段经历的背景知识，你是没办法读懂莱维的任何作品的，因为他在写作时就假设并期待自己的读者对那段经历有所了解。他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书都献给了这个主题。在《元素周期表》中，这段经历的影子无处不在，甚至连那些与过去无关的故事都会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时刻 突然转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在《扳手》中，他为福索内讲述提瑞西阿斯的故事，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在遥远的过去，我也曾经置身于一群争吵不休的神祇之间，我也曾在路上邂逅过两条蛇，而这一邂逅改变了我的状态，让我拥有了奇怪的预言能力。”

身为幸存者

但莱维之所以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大屠杀见证者，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写作的基调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证词中有第四个维度，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中看到过的。

作为一名幸存者，莱维的经历轨迹相当具有代表性。起初，没人想听他说话——意大利人“感到在反法西斯运动的大浪潮冲击下，在参加了反抗运动并取得了胜利后，他们被纯化了”。朱利亚纳·特蒂希是奥斯维辛的另一个意大利幸存者，他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我遇到了一些不愿意知道任何事情的人，因为毕竟意大利人也受到了折磨，即使那些没有去集中营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常常说：‘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默不语。”1955年，莱维注意到说起集中营已经变成了一件“不合适”的事情了——“无论谁这么做，都要冒着被指责为以受害者自居或者做出了不得体的曝光的风险。”那些受害者在集中营期间以及离开后早就预感到的噩梦因而得到了确认： 没人会听他们说话，即使听了，也不会相信。

人们一旦开始聆听、相信受害者的话，受害者的另一个困扰就开始蚕食莱维了——因为幸存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导致的羞耻和愧疚，而且对莱维而言，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名气带来的尴尬。为什么他，莱维，能够活下来呢？他是否做了别人不愿意做的妥协？是否有人替他而死？这些问题很荒谬，但它们涌入了莱维后期的写作中，一开始是隐晦的，但越到后来就越直接了。在诗歌《幸存者》 （意大利文“II superstate”，英文“The Survivor”，1984年2月）中，他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退后，别烦我，你们这些沉浸在想象中的人，

滚开。我没有侵占任何人的所有物，

没有抢夺任何人的面包。

没人因我而死。没人。

回到你的迷雾中去吧，

即使我还活着，还能呼吸，

还能吃、能喝、能睡、能穿衣，

错也不在我。

西班牙语版《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封面

幸存者的愧疚——因为幸存下来，因为没能表达出其他人所受磨难的程度，因为没能把醒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来做证和回忆而产生的愧疚——就是纳粹党卫军胜利遗留下来的影响，也是尼多·非亚诺 （Nedo Fiano）为何会说“从内心深处，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彻底离开过集中营”的原因。

“多亏了你并非靠自己挣来的特权”，你没有死，而这让你感到羞愧，而这种羞愧又和莱维的中心关怀及其处女作的标题有关联： 将一个人摧残到变成“一个形销骨立的人，垂着头，耷拉着肩膀，脸上、眼里看不到一丝思想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莱维和其他幸存下来的证人一样，都为自己曾见过的、为其他人曾做过的事情感到羞愧；他感受到了“德国人不懂的那种羞愧，那种正义的人为另一个人的罪孽而产生的羞愧；还有因为如此可怕的罪行竟然存在而产生的愧疚感……”而这也是他用来解释洛伦佐·佩罗内的死亡的原因——随着岁月的流逝，当莱维回忆起自己曾见过的事情时，那位在奥斯维辛外工作的泥瓦匠洛伦佐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他曾救过莱维的命但自己没能活下来：“他不是一个幸存者，但死于和幸存者相同的病。”

因此，作为幸存者，莱维与其他幸存者有着不幸的相似；但作为大屠杀的见证者，他却是不同的。当然，和所有这样的见证者一样，为了让自己解脱，他也写下了这两方面的经历，记录下曾发生过的事情（而且是在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注定要失败的感觉的驱使下进行的）。而且和所有幸存者一样，他的证词也显然是片面的：“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不是真正的见证者……我们是……例外的少数：我们，是那些靠着自己的敷衍搪塞、利用价值或者好运气，而没有被逼到绝路的人。那些走到绝路的人，那些见过美杜莎 （Gorgon）的人，没能回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或者即使回来了，也始终闭口不言。”而莱维之所以在奥斯维辛幸存下来，是因为他的好身体（直到最后他才意外生了病，并因而得以待在医务处里，避过了最后的死亡之旅），他对德国的一些了解，在最后的冬季里让他得以在室内工作的作为化学家的资质，还有单纯的运气。其他幸存者的故事也是类似的。

莱维对其中一些囚犯的政治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他也没有得到其他囚犯给予的保护、特权和照顾。他将集中营视为由一个个分离的“单细胞”构成的集合体，而非一个受害者群体，这遭到了其他人的反驳（不过不是所有人）。 但莱维之所以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大屠杀见证者，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写作的基调与其他人不同，他的证词中有第四个维度，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中看到过的。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 （Tadeusz Borowski）愤世嫉俗，绝望不已；让·埃默里 （Jean Améry）怀着怒气，渴望报复；埃利·威塞尔 （Elie Wiesel）追求灵魂，善于反省；乔治·森普伦 （Jorge Semprun）在分析性与文学性之间来回交替；而 莱维的叙述则是复杂、敏感而又镇静的。他的叙述往往比其他回忆录要“冷静”——这也就是为何当他的叙述陡然升温，闪着压抑的怒火时，会比所有其他作品都要令人震撼的原因。

一些人试图找出大屠杀的意义所在，还有一些人则拒不承认大屠杀有任何意义，而莱维则更加灵活一些。一方面，他认为集中营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没有要学习的教训，也没有要提炼的道德训诫。有个朋友对莱维说，莱维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某些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因为他被“选中”作为见证者，这个说法让他感到厌恶。那种认为受苦使人高贵，认为集中营的极端经历通过揭去假象和习俗从而为日常生活笼上光辉的浪漫想法，只让他觉得空洞可憎；他的头脑太清醒了，那种认为最终解决代表的是由现代化、理性或技术衍生而来的逻辑或必然结果的想法是迷惑不了他的。

而实际上，他变得越来越悲观了。“修正主义”的复苏以及对于毒气室的否认，都让他深感压抑，随着生命尽头的临近，他开始怀疑做证的作用，感到“一个人不得不一直重复同一件事情的疲倦”。那种对人类苦难几近色情的盘剥——比如莉莉安娜·卡瓦尼 （Liliana Cavani）的电影《午夜守门人》 （The Night Porter）——逼得他濒临绝望。 语言是他唯一能用来抵挡记忆中的敌人的工具。但他写道，“用语言来表述事实这件事情，因为其本身的性质，注定是要失败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集中营中学到一些东西：“没有什么人类经验是毫无意义或者不值得分析的……”攻击人性的现象是难以根除的，免不了要复发的——事实上，这种现象就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但莱维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以及最后一本书里，对于人类的境况发表了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并不是为了救赎，而是必需的。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最重要的章节《灰色地带》 （“The Gray Zone”）中，莱维突出了一个他在不少较早期作品中就已经有所涉及的主题： 我们若想避开将所有事、所有人都分为黑白两极——对抗者与合作者，无罪与有罪，善与恶——这个陷阱的话，就必须理解责任、人性的弱点以及道德矛盾的无限变化。查伊姆·兰科斯基 （Chaim Rumkowski）是罗兹 （Lodz）犹太人区的“国王”，属于“介于大恶人以及单纯的受害者之间的广阔灰色良心地带”的一部分。莱维在奥斯维辛化学实验室的监督者以及未来的通信者“穆勒博士”也是如此：“既不是大恶人，也不是大英雄：去掉花言巧语和或善意或恶意的谎言后，剩下的是一种典型的灰色人类，是瞎子王国的众多独眼龙之一。”

正因为将集中营当作生命的象征这种处理方式太过于心安理得地简单了，因此对于纳粹党卫军而言，这是其灭亡后的胜利，因此我们不该将奥斯维辛当作一个无法发出人性之光的黑洞。 语言的重要性——让我们能够交流而且必须交流，对于人性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摧毁一个人的第一步就是剥夺他的语言能力——在集中营中受到了强行限制（语言被拳头替代——“那让我们知道自己再也不是人了”）；但在外面，语言的重要性则依然适用。因为外面的生活是美好的，正如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所强调的那样，而且人类的身份是多层次的，恶确实存在，但善也是存在的，而且还有大量介于两者之间的部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但这是真的，必须为人所知，而且必须设法让人知道。

莱维能够包容并承认截然矛盾的说法，这种公正无情的能力使一些批评家感到沮丧，他们指责他没能成功做到谴责那些折磨他的人，总的来说太超然、太镇静了。而且“灰色地带”这个想法让一些人感到担忧，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是莱维没能下判断，没能在杀人犯及受害者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道德分界线。莱维反对这一批评。他在早期的作品中确实有意避开最恐怖的事情，表现冷静并善于分析，以免读者感到怀疑——“我认为我的叙述越是客观，越是理性，就越是可信和有用。”而莱维当然更喜欢当一个见证者而非裁判，就如同他多年以后会写出来的那样。但判断，无论多么含糊不清，总是存在的。

莱维对于让·埃默里说他是个“宽容的人”这一说法所做出的回复是，“宽容这个词不在我的字典里”。但话说回来，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他的经历和埃默里的是不同的。埃默里是个奥地利犹太人，参加了比利时的反抗运动，在被送到奥斯维辛前就遭到了逮捕和折磨（后来在1978年自杀）。德国人对莱维造成的困扰不会少，但他坚称自己力图去理解他们，想问问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出那些事情的。但埃默里的说法是中肯的，而且还能用来解释莱维在写作中为何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因为毋庸置疑，实际上他对于德国人具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在他走向人生终点之时终于开始显露出来了。在《这是不是个人》中，他就已经写道：“那些颐指气使的德国人发出冷冰冰的、粗鲁的厉声大叫，似乎是为了释放积累了上千年的怒气。”文中提到德国人用的是呼格——“你们德国人已经成功了。”而且书中还有集体谴责的痕迹：“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是德国人。这种行为方式并不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为之的，而是依循他们的天性、他们所选择的命运而为的。”

等到莱维开始创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时，他已经没那么拘束了。他声称，当《这是不是个人》终于被翻译成德文后，这本书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这本书真正的受众，那些这本书作为一把枪所瞄准的受众，是他们，是德国人。现在枪已经上膛了。”后来他写道： “真正的罪行，那时候几乎所有德国人共同犯下的集体罪行，是他们缺乏发声的勇气。”这本书在结尾时毫不含糊地谴责那些德国人——那些跟随了希特勒的“绝大多数人”，那些在希特勒失败后作鸟兽散的人，那些“玩了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在几年后就摇身恢复了名誉”的人——集体负有责任。尽管莱维谨慎地坚持认为把所有德国人全都视为一种类型是不公平的，而且解释不了什么，但他费尽了力气，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大屠杀的特殊性，即使在与其他独裁者或者苏联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比较时也是如此。

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

因此，普里莫·莱维也是能够批评、能够憎恨的，但他不愿屈服于这两种诱惑，他在自己曾见证过的恐怖与用来描述这种恐怖的调子之间所保留的那个空间，正好代替了道德评价。而且，正如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faw Milosz）对阿尔贝·加缪的评价那样， “他有说出基本观点的勇气”。他在自己的叙述中剥落假象，露出恶的本质，其清晰的程度，以及他的叙述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以及尽管他怀有恐惧，但纳粹党卫军并未成为拉格尔历史的讲述者的原因，都在下面这段摘自《休战》的节选中得到了体现。节选中，莱维描述了那个在奥斯维辛中不知靠什么支撑到了俄罗斯人出现的孩子的最后时光：

赫比内（Hurbinek）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死亡的孩子，是奥斯维辛的孩子。他看上去大概有三岁了，但他不会说话，也没有名字，没人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而那个奇怪的名字，赫比内，是我们给他起的，可能是某个女人听到那个宝宝时不时发出的那些含含糊糊的音节后翻译出来的。他从腰部以下都瘫痪了，双腿萎缩，瘦得跟棍子一样；但他的双眼，茫茫然地遗落在他那张憔悴不堪的三角形脸上，闪着光，顽强地表示自己还活着，充满了渴求、坚定以及想要挣脱这一切的欲望，想要粉碎他那沉默的坟墓。他不太会说话，但没人愿意费工夫去教他，这种对于说话的需要让他的目光中充满了一触即发的紧迫感：这种目光既是野蛮的，又是人性的，甚至是成熟的，这个判断我们谁也支持不了，因为其力量和愤怒使之变得那么沉重……

夜里，我们认真地聆听……从赫比内的角落里偶尔会传来一个声音，一个词。不可否认的是，传来的并不总是同一个词，但绝对是一个清晰的词；或者更好一些，是几个略有不同的清晰的词，是关于一个主题、一个根源或者可能一个名字的试探性的变化。

赫比内，这个三岁的孩子可能是在奥斯维辛出生的，连一棵树也没见过；赫比内，为了进入人的世界，摆脱那种禽兽不如的力量，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赫比内，这个无名氏的细弱的前臂——如果还能算是他的前臂的话——上带着奥斯维辛的印记；赫比内死于1945年3月初，得到了自由但并未得到拯救。 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印记：他的存在是通过我的话获得见证的。

本文作者托尼·朱特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本文摘自 ▼

作者: [英] 托尼·朱特 译者: 林骧华 出版: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这是“遗忘的时代”：我们简直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刚刚过去的昨日总是迅速被搁置到了一边；我们已经有三代人不接触国际政策争端、社会思想、具有公共精神的社会积极活动了；我们不再懂得如何讨论这些概念，忘记了知识分子曾经为塑造他们时代的思想而成为争辩者、传递者、捍卫者。

托尼·朱特以其标志性的锐利和活力，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之间建立起发人深省的联系——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到美国外交政策，从全球化的经济到对大屠杀的记忆。他向我们揭示了在“制造神话”战胜“理解”、“否认”战胜“记忆”的过程中，真正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弃了，而那些被遗忘的问题是多么重要——对于我们的今天，对于我们的未来。

▼普里莫·莱维全集重新上市 ▼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