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诺最后通牒出丑后，中国政府更不把意大利放在眼里。

2、清廷的备战措施

然而，当萨瓦戈率舰队再度来华时，清廷确实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的清廷已由守旧的仇洋派把持，没有任何辩论就开始备战。

1899年5月，总理衙门指示两江总督刘坤一秘密备战，防守东南沿海。刘坤一报告说备战早已开始，而且以先发制人的战术为主导。但是中国海军主力都在北洋，刘坤一只能以陆上防御为主。

同时，浙江巡抚刘树堂报告朝廷，认为东南沿海的海军力量不敌意舰，只能“坚壁清野”，不让意军登陆后长驱直入。

清廷认为这种待敌防守的方法不能奏效，因为浙江民风懦弱，一旦诱敌深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求刘坤一和刘树堂以重兵布守海防线，坚决不让意军上岸。

萨瓦戈在上海赖着不走，清政府估计他有可能直接夺取三门湾。

朝廷发出的“廷寄”指出：

“意舰在淞远船不图进口，显有索租不允即欲强占之意。以彼海隅小国辄敢无故称兵，若不力挫其锋，何以惩前毖后。前据刘坤一与刘树堂电商南洋水师太单，势难争雄海上，均主陆防以守为战不为无见。惟陆军扼要驻守，兵力不可不及之处。层层布置，静以待动。如果登岸，即便并力迎击，毋得稍涉观望致堕狡谋。”

此谕还命令刘树堂全少要以一万兵力保卫沿海。

刘坤一在1899年5月间也报告说萨瓦戈公使在沪逗留，意在直取三门湾。

刘坤一派人对意舰队做了详细侦查，报告说：

“现驻吴淞意舰相较钢厚六寸者一艘，三寸者两艘。”

而中方多为木制兵舰，实力悬殊，形势严峻。清廷指示刘坤一，不可由中方开衅，尽管胜负难料，但要尽力而为。此时，刘坤一收到上海海关的一位英籍雇员的信，信中对意大利索取三门湾做了两种解释：

“意一欲仿效俄租旅顺通商，二因俄在西伯利亚铁路之外拟添新路，英阻不成，为暗助英。”所以意大利不过是虚张声势。

刘坤一对此事有国际背景的说法虽然很感兴趣，但不能轻信意大利不会轻易的动武。所以继续积极备战，以观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3、清廷的恐惧

萨瓦戈在上海要求重开谈判不成，突然率舰队北上，到达山东海域。此时清廷感到不安，不知他意欲何为。1899年10月间，清廷接到报告，说意舰队的攻取目标可能是庙山群岛。盛宣怀同时发来密电，说过去两天之内，探知意舰长共接发了十余封密电，军事行动恐怕即将开始。

清廷恃北洋海军实力，对山东沿海不是特别担心，而且刚从德国购买了4艘鱼雷艇，故清廷立即命令直隶总督裕禄积极备战。军机处密令袁世凯调其新军缓慢地、不露声色地向山东沿海靠近，并以操练为名，开始备战。

山东巡抚毓贤发出指令，要求各方严加戒备，不能让任何意大利人以考察、游览为名进入山东。

然而，意大利迟迟按兵不动，使中国政府大惑不解。清廷不知道这段时间里，萨瓦戈公使正与意大利外交部不断发生争论，而总是不能说服外交大臣。

这样，清廷就有了足够时间重新调整在东南沿海的部署。军机处发现东南防务的漏洞很多，当地守军对海战一无所知，甚至连军舰的旗语也不懂，于是立即派北洋水师提督叶祖圭率舰南下。

1899年10月底，清廷再次指示东南督抚不管意舰队采取行动与否，都要积极备战，但是中国兵舰不得出海迎战，因为海上实力仍然悬殊。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海军提督叶祖圭于1899年11月间在长江口举行了军事演习，主要是海岸火炮实弹打靶和鱼雷艇攻击的操练，刘坤一报告说演习大获成功。

到了12月底，意大利仍无动作，清廷颇为沾沾自喜，以为意方在中方的备战威慑下，已丧失了开战的勇气，于是在对意大利态度上更加强硬。

4、三门湾事件与庚子国耻

在一份措词严厉的上谕中，清廷通告各省督抚：

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日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福处此，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充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

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

兹特严行申谕：

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行议和之理。

此上谕是戊戌政变以来措辞最为强烈的，它反映了清廷此时抵抗列强领土要求的决心。因此，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以前，慈禧太后领导的朝廷就有了开战的心理准备。

这就说明，很多学者都以为中国于1900年对列强宣战只是由于义和团事件引发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义和团事件不过是个触发机，不是深层原因，深层原因是列强在华的激烈争夺。1900年的驱洋和开战，很大程度上受到三门湾事件大获全胜的影响，无论在心理上，还是为了政治上生存的目的，当时的清廷已不排除对外动武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清廷对三门湾事件的沾沾自喜，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意大利国内政治不知情的基础之上。

应该说，意大利未能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压力，而不是清廷备战的结果。

因而，朝廷守旧派从这一事件中吸取的经验是有误导作用的。

5、虚假的胜利

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对意大利的内情略知一二，在他赴任经过香港时，曾与意大利驻港的领事有一段很有趣味的交谈。

李鸿章问意大利领事，意大利是一个较穷的国家，为何要做出派舰队来华这样耗资巨大的蠢事来？

意领事则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意大利确实穷，但这是由于政府在各方面的开销太大的原因。李又问为何意大利公使在北京不向罗马当局直言相告此事不值得做？

意领事说外交官不能对政府已定下的行动计划发表看法，除非应政府的要求方可。

李叹息云：

“这种办事方法甚为奇怪，在实地工作的外交官一点权力也没有。”

意领事说现在用电报通讯，政府更能控制外交官的行为，过去不用电报时，公使的权力要大得多。

李又叹道：

“你们的公使在北京也对我这么说过。”

浙江巡抚刘树堂在1899年底的一封奏折中将中国政府此时的心情反映得淋漓尽致：

臣以大势计之，窃以为意大利不足虑也…国小民贫，难筹战费一也：运一兵来华约费华银二百余元，难以动大众二也；自拿波利起至中国二万余里俱无该国埠头，煤水皆仰给于人三也；一兵、一卒皆须运自本国，非若英兵可拨由印度，法兵可出自安南四也；即使如愿以偿得地，而兵力不足以常川驻守，财力不足以振兴商务，虽得美地如获石田五也。

朝廷看罢此奏折甚喜，在旁朱批说刘树堂有全权备战，“朝廷不为遥制”，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三门湾事件使甲午战争后的一再让步的屈辱心态为之一变，但此次大获全胜不过是一次虚假的胜利。

即使如此，在内部政治失衡、外部患难交加的时刻，虚假的胜利也正中下怀。

不管怎么说，正如赫德爵士在1900年11月所说，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的失败，确实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头。

他说：

“中国政府借三门湾获胜的东风，对列强的租借要求开始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再容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了。”

意大利的惨败对清廷的进一步排外政策起了催化作用，仇洋的满族王公和八旗权贵纷纷弹冠相庆，更加变得不可一世。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